在认同抽象人格权和具体人格权这种基本类型划分基础上，可交互视角进行构造，以防止出现抽象与具体分立现象。

{3}56-57因为，对于立法机关而言，立法机关必须针对某一特定的法律现象制定某些法律，但是，立法机关在制定法律时往往也存在着立法成员之间价值取向的不同，从现实看，立法本身也并不需要就法案的具体实施效果和价值追求达成一致的认识才能通过法案。{12}27法官只有发现了法律中的价值，才能实现法律适用的目标。

{16}45因此，对于法官本人，了解自己的兴趣、爱好、价值观，这有利于其对案件事实、诉讼双方价值需求、社会主导公正价值的发现和认识，尤其是对法律中蕴涵的价值能有一个客观的认识。……显然，法官的私见或是其他并不在国会考虑范围之内的因素可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法院对立法意图的解释。对判决价值需要的认识取决于法官的价值发现，法官审理具体案件的价值发现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法官对讼争各方需求价值的发现。……作为规则的源头，体现了法律的意义脉络和价值追求，从伦理角度看是维系社会存在的最低的道德要求，或者是应然意义上具有共识的价值。美国学者约翰·哈特·伊利曾说：在很多案件中我们可以感觉到，虽然法官或评论者可能是用客观的话语在讨论，而不是用个人化的方法在识别，但他真正最有可能的发现，无论他是否充分意识到，都是他（她）自身的价值观。

如果这种社会公平正义倾向缺乏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理由，法官就不应当适用，因为尽管这些社会趋势在某一特定时间可能是极为引人注目的和极为明显的，但它们实际上却有可能只是缺乏坚实理性基础的昙花一现的观点。实践证明，对于一个具体案件适用的法律规范中的价值发现，对法官而言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在德国，通过第一次国家考试者，便不再是学生，而被称为实习文官，再参加为期两年的实习预备。

（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在中国法学教育经过从停滞到恢复，从逐步发展到规模化发展之后，人们对法学教育繁荣背后予以忧虑和思索的同时，也开始了对法学教育中国模式的定位思考。60多年来，随着中国法律专业教育大众化方针的实行，法律本科教育的总体规模在整个法学教育中的比重呈逐步增大之势。（一）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借鉴苏联模式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苏联化，法学教育也全面借鉴了苏联模。这个阶段兼有职业培训和实习的性质。

即使是已经取得其他专业硕士或者博士学位的人，其高学位对其被录取攻读法律学位（J.D）并不起什么作用。这些院校数量较少，目前只有北京政法职业学院、河北政法职业学院、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教育内容是建立在本科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基础之上的研究生层次（J.D）或者是法学学士（LL.B）基础上的研究生层次（LL.M）的法律职业教育。在中国，除了传统的政法类院校和综合大学开展法学教育外，一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高等院校（如财经院校、民族院校、农林院校、理工院校、师范院校、医学院校等）也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开展富有特色的法学教育，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大特色。其行业管理主要是由全美律师协会（ABA）和美国法学院协会（AALS）进行，通过批准认可法学院办学资格，设置法学院课程以及学制，定期评估、审核法学院办学资格、组织法学教师参加学术交流、培训等形式对法学院进行管理。[5]在中国，从建国初期到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法学教育的培养对象是以法律本科和短期培训为主。

[6]随着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推进，对法律人才的素质需求越来越高，法律从事法律职业的学历门槛提高到本科，法律大专教育逐步开始呈萎缩趋势。中国法学本科教育规模位居世界首位，进入了国际公认的大众化发展阶段，成为与世界两大法学教育模式呈鼎足之势之根基。约翰·爱德姆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成为律师》，付强、仁晓霞译，载《法学家》2000年第4期。这79个试点单位涵盖了中央和地方所属的以及综合性、政法、财经、师范、民族、军事等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特色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囊括了中国高水平的、有培养法律专门人才优越条件和办学实力的高校和科研机构。

经过60多年的发展，中国普通高校和科研机构一般不再开展系统的法律职业教育，法律职业教育的任务主要由普通高等法律职业院校和法学职业教育机构承担。（四）法学教育和统一司法考试与法律职业密切关联的互动型的教育就业机制逐步建立美国法学教育和律师考试及法律职业之间环环相扣，有机衔接，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大学本科专业教育[9]→法学院教育→律师考试→执业律师→法官或者检察官。

法学院教育→初任检察官考试→检察官职业。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法学图书馆馆长郝兰琼教授和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法律系主任约翰·爱德姆斯教授就相关内容作出过专门论述。

（五）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管理和司法行政部门的行业指导与法学教育行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及法学院校的自我管理四位一体的法学教育管理体制日益协调美国法学院的数量和形式虽然都较多，但是管理却较为统一。一方面，中国法学教育记载了60多年新中国曲折发展的足迹，确认并体现了60多年来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进步的成果，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推进，中国法学教育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世界法学教育的大国，与以美国法学教育为代表的法律职业教育模式和以德国法学教育为代表的法律素质教育模式呈现出三足鼎立之势。法学教育定位为法律素质教育，其法学本科教育属于通才教育。【摘要】建国60多年来，具有中国社会主义法学教育特色的世界法学教育的第三种模式已经初步形成。英美法学教育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述为：培养教育目标是以律师为基础的法律职业者。德国的法学教育是从法律专业学士学位开始，获得法律专业学士学位者如果继续深造，可以取得法学硕士学位和法学博士学位。

一方面，由于司法考试设置了进入法律职业的门槛，它的推行对主要以培养法律人才为目标的法学教育产生了方方面面的冲击。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也承担着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要职能。

预备期在下列义务站点进行：普通法院民事庭，检察院或者普通法院刑事庭，行政机关，律师事务所。[12]参见李林：《改革开放30年与中国法治建设》，载《中国法学会》2008年第4期。

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是中国法学教育模式的一大特色。回顾60多年来的中国法学教育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法学教育从恢复重建，开始正视和探索科学的法学教育规律，到持续改革和发展，已经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模式。

教育方法主要是课堂讲授，强调教师的主导性，由苏联专家直接授课或者由经过苏联专家培训的中国法学教师授课。二、法学教育中国模式初步形成的基本标志科学发展观提出后，法学教育在全面反思调整和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学教育模式初步形成。法律职业不是一种专业，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是分离的。法学教育中国模式初步形成的基本标志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以法学学士、硕士、博士教育为主体，以法学专科教育等为补充的多层次高等法学教育体系已趋成熟中国法学教育历经60多年的发展，在学历层次上由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构成。

上述不同形式的法学继续教育，有效地承继了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校内职业前教育，成为中国法学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学校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上，主管部门对高等学校进行直接管理，从学校的设立、撤销、院校长任免、人事制度、机构设置、财务制度、师生待遇以及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都是由主管部门决定，学校根据主管部门所拨经费和下达的计划办学，进行日常教学组织管理。

另一方面，法学教育是司法考试的基础，司法考试的水平很大程度上由法学研究和法学教育的水平决定。[6]《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1989－1997），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年6月30日国家通过的法官法和检察官法，规定国家对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和取得律师资格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1]大陆法系法学教育模式的基本特征是：培养教育目标是法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以及社会管理人才。

中国实行的全日制（通称双证）与在职攻读（通称单证）双轨并行的法律硕士教育二元结构体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法学基本教育是中国法律人才培养模式的基本内容。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法学的基本教育、特色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的多元化的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德国法学教育的结构使得其法学教育的管理体制表现为一种复合的模式，即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理论素养，州高等法院（通过其院长和有关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训练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州司法部（通过州法律考试局）则执掌国家考试大权。

文化大革命后恢复法学教育以来，本科生的比例明显下降，法律本科教育失去了其原来在普通高校中的霸主地位。在1998年以前，中国法学院校依其性质及管理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类：一是司法部所属的法学教育体系，分别是中国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华东政法学院、西北政法学院、中南政法学院。

两年实习文官结束后，参加国家第二次考试以1996年为例，各类法律本科生有8.1万人，专科生达到20.5万人。

英美法学教育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述为：培养教育目标是以律师为基础的法律职业者。在中国，除了传统的政法类院校和综合大学开展法学教育外，一部分专业性较强的高等院校（如财经院校、民族院校、农林院校、理工院校、师范院校、医学院校等）也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开展富有特色的法学教育，这是中国法学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大特色。